桃花的文化意蕴
张海法
    阳春三月，大地回暖，万物复苏，这时候，在大自然中唱主角的可谓是桃花了。看：仿佛一夜之间，一树树的桃花竞相开放。漫山遍野、沟沟坡坡，朵朵灿烂，枝枝夺目，千树妍喧，喷火蒸霞，那景色真可谓“桃花溪流共争妍，姹紫嫣红竞相呈”。
    桃花不仅仅是自然界中花的一种，在中国文化中，它还是一种文化符号。它作为一种自然物，本来不具有“文化”的涵义。但是，桃花以它俏丽的色彩、缤纷的落英触动了人的某种情绪和情感，融汇了人们审美的心理因素，作为人们共同认可的一种艺术形象，世世代代承袭、相传。于是，如同中国的“梅文化”、“菊文化”一样，逐渐形成了中国的“桃花文化”。
    桃花最常见的文化内涵是作为春天的意象而被人们喜爱。春天是花的季节，花的世界。可是人们一提到春天，就会想起浓艳的桃花。因为桃花在早春开放，芳华鲜美，往往成为春天来到的象征。比如唐代周朴的“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桃花》)；唐代吴融的“满树如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桃花》)；宋代白敏中的“千朵浓芳绮树斜，一枝枝缀乱云霞。凭君莫厌临风看，占断春光是此花”(《桃花》)等，都生动形象地写出桃花在万紫千红的春天所占的特殊地位。桃红柳绿，一直是明媚春光的典型写照，而春水也常常被形象地称为桃花水、桃花汛、桃花浪。与此同时，桃花的凋零也往往和春天的逝去联系在一起。因此，怜花惜春也是古代桃花诗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南朝沈约的“风来吹叶动，风动畏花伤。红英已照灼，况复含日光，歌童暗理曲，游女夜缝裳。讵诚当春泪，能断思人肠”(《咏桃诗》)，抒发了诗人因伤春而断肠的思绪。清代袁枚的“二月春归风雨天，碧桃花下感流年。残红尚有三千树，不及初开一朵鲜”(《题桃树》)，将桃花凋零后满目的狼藉景象与初放第一朵时的鲜艳明丽作对比，表达出他怜花惜春的思想感情。
    因桃花娇艳美丽，在中国文化中又常作为美人的意象。以桃花比拟美人，或将美人比作桃花，在古代桃花诗中屡见不鲜。《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首唱以桃花喻人的先声。南朝徐悱的“方鲜类红粉，比素若铅华”(《对房前桃树咏佳期赠内》)，由眼前鲜艳的红白花瓣的桃花，联想到妻子脸上的胭脂和香粉，表达出对远方妻子强烈的思念之情。唐代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题都城南庄》)，借绯红的桃花衬托少女的羞容。而唐代韦庄的“带露似垂湘女泪，无言如伴息妫愁”(《庭前桃》)，则用湘女之泪、息妫无言描摹桃花的姿态。清代曹雪芹的“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人之泪。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桃花行》)，以花拟人，以人比花。诗人以人泪长流比花自妩媚，泪易干比花易衰，憔悴人比憔悴花，回环反复、珠联璧合，将花与人交织在一起，刻画出一个孤独无援、多愁善感的柔弱少女形象，而桃花也就成了林黛玉纯洁美丽而红颜薄命的象征性写照。
    以上我们所说的都是“桃花文化”中的自然意象，有时古代人也把桃花作为某种精神的象征，把桃花作为情义的见证。《三国演义》里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三人意气相投，豪情满怀，选在一个桃花似火、生机勃勃的园林，举酒盟誓，结拜兄弟，这里桃花的涵义是不言而喻的。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写了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无尘世之烦扰，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老小怡乐，生活安逸，有花有草，有山有洞、有小桥流水人家……这样的传奇，写在纸上，留在人心，令多少人神往？桃花在此，就是一种精神寄托。桃花源作为一个“理想世界”，作为精神栖息之所，世世代代吸引着文人学士，形成了他们的“桃花源情结”。中国一些文人并非不知道桃花源之不可寻，他们寻找桃花源，几乎与屈子的《天问》一样，上升为一种探求宇宙、社会和人生意义的思维模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说别的，仅仅是一簇簇桃花就这样深具文化内涵。看，古典桃花，风情有余，风骨也足，入诗入词入画，处处彰显一种“桃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