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多难的悲歌和浮想联翩的期待——李、杜的登岳阳楼诗比较
　　李白与杜甫，这一对中国诗坛的双子星都曾先后登过岳阳楼，时间都在秋季，也都留下了一首著名的登楼诗。读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两首诗无论是主题，还是情调和风格都明显不同。这种不同的情调和风格究竟是如何表现出来的？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又是什么？
登岳阳楼
杜 甫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李 白
楼观岳阳尽，
川迥洞庭开。
雁引愁心去，
山衔好月来。
云间连下榻，
天上接行杯。
醉后凉风起，
吹人舞袖回。

一
　　杜甫的《登岳阳楼》通过登楼所望和洞庭风光的欣赏、赞颂，来抒发个人漂泊、国家多难的忧伤情怀，从而表现出诗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感。全诗八句，基本上可分为登楼之因、登楼所见、登楼所感这三个层次。
　　诗的一、二两句写登楼之因。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岳阳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对此楼此湖，杜甫早就心驰神往，现在登上了岳阳楼，心中当然是兴奋异常，感慨万千了。所以一开篇诗人就用“昔闻”“今上”对举，写出对此楼的向往和今日登楼的兴奋心情。接着写登楼所见：“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前一句写洞庭湖把东南吴楚分作两半，这是写地理，以此突出洞庭湖的阔大；后一句是说星辰都在洞庭湖中浮动，这是写天象，以此突出洞庭湖的雄浑。这两句把雄浑壮阔、气象万千的洞庭风光准确而又形象地概括出来。
　　以上四句是叙事和描写，下面四句是写登楼所感，是言志和抒情。诗人首先写个人的生活：“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既写出了诗人对亲人的惦念，也写出了自身的孤独感。杜甫在洛阳还有个家，还有几亩薄田，这次出川，就是准备“便下襄阳向洛阳”的，但在这兵荒马乱之中，不但回家的愿望无法实现，而且亲人的音信也全无。所以“无一字”三字既反映出战乱之中亲人之间的实际状况，也反映出诗人惦念之中的酸楚，当然也更能反衬出诗人自身的孤独。这种孤独感通过对句中的“孤舟”二字直接道破。但诗人并不满足于此，他又通过两个渠道使这典型的概括更深入一层。首先，他在“孤舟”之前加上“老病”，使这种孤独感表现得更为酸楚。其次，他用“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与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形成鲜明的比衬。背景画面的空阔，往往更能反衬景中人物的孤独飘零之感。
　　如果把登楼之感仅仅停留在个人遭遇的感慨和个人生活的愁叹上的话，还不足以表现诗人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于是诗人在个人的哀歌之后，又把他关注的眼光移向了国家纷飞的战火：“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上句具体是指当时唐王朝与吐蕃的战事。所以这时诗人的泪超出了个人的愁叹，变成了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人民遭遇的感伤。
　　总之，这首诗由登临斯楼，赞颂壮阔雄浑的洞庭风光起，到抒发个人漂泊感受，流露出对国家人民苦难的关切。诗人的情感始终围绕着壮丽的山川、动乱的社会、苦难的人生在奔涌。在表现方法上，也基本上是一种写实的手法。
　　李白的《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无论是在主题、情调还是风格上，都与杜甫的《登岳阳楼》迥然不同。此时的李白已从流放夜郎的途中突然被召回，在大喜过望之际，他那“报明主”“济苍生”的强烈功名事业心又死灰复燃了。这首登楼诗主要表现他当时的喜悦，他的追求与期待，至于楼头的景色，洞庭湖的浩渺，早已不在他意中了。
　　这首诗基本上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二两句为第一层，主要是赞颂岳阳楼和洞庭湖的壮阔雄伟。上句写诗人认为岳阳楼为天下楼观之最，下句写洞庭湖在广阔的平野上铺开。颔联的“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则是写登楼所见。写雁是为了点明季节，写月是为了交代登临时间。诗人为了更好地渲染他的喜悦之情，还把青山和秋雁拟人化，赋予它们人的情感，让它们为诗人引去愁心，衔出好月来，这样就使描景之中涂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
　　以上四句是写岳阳楼大观和登临时所见，基本上属于叙事和描写。但与杜诗不同的是，叙事之中已流露出强烈的主观感情，描绘之中染上了一层拟人化的浪漫色彩。下面四句是抒情，诗人干脆脱离现实的土地，在想象的天界中去翱翔、去追求、去实现自己在现实中还没有实现的理想。诗人把自己比成徐孺、周璆那样的高士，受到以太尉陈蕃为代表的朝廷的礼遇，并进一步想象受到礼遇时的情景，整首诗也就在这想象的喜悦和惬意的醉舞中结束。至此，一个喜不自胜，在轻松之中又有所期待的天真自负的诗人形象表现得极为生动。
　　在表现方法上，李诗不像杜甫的《登岳阳楼》那样，着眼于客观景物的描绘，着力于对当时社会的感慨抒发，而是致力于表现自我，抒发自我的情感，表白自我的追求与期待。
二
　　这两首登岳阳楼诗在主题、基调和表现方法上明显不同，我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两首诗的写作背景不同。
　  杜甫的《登岳阳楼》写于漂泊羁留岳阳之际。安史之乱后，杜甫历尽辛苦由陕甘入川，后又在四川境内辗转流离，不但生活上饥寒交迫，弄得诗人困顿不堪，而且那种“苦摇求食尾”的屈辱生活对诗人的身心更是一种极大的摧残。所以诗人一直梦想着结束动乱，回到家乡。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给了他契机，也燃起了他归家的希望之火。大历三年春，杜甫离开夔州，出瞿塘峡，想取道荆襄归赴洛阳，但安史之乱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动乱的结束，吐蕃入寇，逼进京师，使杜甫归家之梦成为泡影。在这种背景下，杜甫登上岳阳楼，天地的壮阔、山河的壮丽只能更加引起诗人的孤独之感、漂泊之愁，当然也更容易生发忧愁之感，于是这位人民的诗人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扭结在一起，对着浮沉的日月、浩然的湖水流下了忧伤的泪，唱出了慷慨的歌。
　　李白的《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则完全产生在另一种背景下。安史之乱爆发，李白由宣城避乱至庐山屏风叠。次年冬，永王李璘以平叛为号召由江陵率师东下，过庐山时坚请李白参加幕府。不料李璘暗怀和他哥哥唐肃宗争夺帝位的野心，不久即被消灭，李白也因附逆罪遭逮捕下狱。在友人的援救下，他虽保住了性命，却被判处长流夜郎。在那严霜般的政治形势下，这位经常爽朗大笑的诗人至此也发出了无声的啜泣，往日那无拘束的潇洒举止现在也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当李白流放到白帝城附近时突然传来佳音：特赦放还。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使这位满腔愁绪的诗人顿时心情变得欢畅，诗人简直兴奋得有点手舞足蹈了，在兴奋之中，这位素有抱负的诗人甚至产生天真的想法，认为马上就要实现自己“使寰宇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诗人写了《与夏十二登岳阳楼》，诗中的轻松之感、喜悦之态以及对朝廷的期待通过浓郁的浪漫色彩明显地流露了出来。
　　第二，两人的气质不同。
　  李白为人感情炽烈且易于波动，个性鲜明且喜自我表露，他热爱生活，喜欢追求，几乎什么样的生活都体验过，但什么生活也没有使他获得过满足。从这种个人气质出发，他的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他要入京求官，就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求官失败，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要求仙，就会有“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他要饮酒，就有“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他甚至认为天下如没有李白，酒就会卖不掉：“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他要挟洞庭、登云台、凌紫冥，仿佛天下万物都为诗人的意志所左右，万物都随着诗人的情感所转移。诗人要强烈地表现自我，而现实生活又是万方多难，根本无法实现他的理想与追求，因此他只能多用想象、幻想、神游，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天界，让自己的才干斗志在这个最广阔的空间中得到挥洒。《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正明显地体现了诗人的上述气质。
　　杜甫的个人气质就明显不同，他关注现实，执着地追求着人生。他的肩上担负着生活的重担，也负担着人民的苦难，因而步履显得尤为艰难。他的胸中装载着个人斗志难伸的积郁，也装载着万方多难的国运，因而显得分外沉重。困顿之中，他会和百姓站在一起，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控诉；即使在生活相对安定时，他也没有忘记无儿无食的穷苦妇人和无欢颜的寒士。所以在《登岳阳楼》一诗中，在天高地迥、悦目赏心之际，他并没有忘记周围的苦难现实，从自己遭遇、从国家命运等不同角度唱出了时代的悲歌。
　　第三，文学风格不同。
　　杜诗的文学风格，是“沉郁顿挫”。时代环境的急剧变化，个人生活的穷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使他形成了这种现实主义的文学风格。他的目光，也是尽力搜寻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他所抒之情，一般是沉郁而悲壮的，而且与所叙之事、所描之景吻合在一起。他有时也写自我，但并不追求自我的表现，而是力求与那个时代、与人民的命运融为一体。《登岳阳楼》正是这种文学风格的反映。
　　李诗的文学风格正好相反，在感情表达上不是掩抑收敛，而是一泻无余。在主客关系上，是以诗人的情感来改造客观环境；在表现手法上，不是现实的客观描绘，而是浪漫的夸张和想象，往往给人一种神奇超脱、飘然欲仙的感觉。在《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中，诗人的追求、诗人的才华以及诗人的天真、得意都得到了尽情的表达。